从阿Q心态说起

几年前，我写过一篇名为《且去填词》的短文，借宋仁宗与柳永的故事，批评那些有专业特长和深厚造诣的人士，正在踔厉风发之际，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和外力，或被动加官，或主动谋官，更有些人手伸得很长，精力分散，以致放松和不注重向本专业领域巅峰进发的现象。我出于惋惜人才的浪费，顺便说了宋仁宗几句好话。我说宋仁宗看中柳永的长处，让柳永扬长避短，“且去填词”，无意中造就了一代词宗。文章发表后不久，山东有位素未谋面的年轻朋友提出了异议。他认为“仁宗显然是把柳永视为只知填写艳冶小词的无行文人，难当大用。”于是我专门写了封信回他，解释我的这篇文章“虽在说三，却是道四，是借古喻今”。这位朋友表示理解，于是刚刚开头的争议，也就各说各话地愉快结束，以后还曾有过几次信件的来往，保持了因学术异议而促成的友谊。

今年年初，我把1999－2002年间所写的随笔结集出版，没有书名，想来想去，终于选用“且去填词”那篇文章名，拿来做书名。我除了把原文章拿来作代序，以再一次阐述我的立意外，还在后记中又写了一段引申的话说：“我真期望各行各业的精华，各尽各力，发挥有特长的一面，‘且去从政’、‘且去写小说’、‘且去建造’、‘且去发明’、‘且去教书’、‘且去这个’、‘且去那个’……”

小书出版不久，偶尔在南方一份周报上，读到北京一位素有交往的老朋友所写的一篇文章，名为《且去做人》，很高兴。因为“且去如何”已经从我的只“见物”发展到老朋友的更“见人”，既引为同调，自当拜读。文章的开头是对“且去填词”故事发表了自己的见解，认为宋仁宗“对柳永的轻蔑态度，是一望而知的”，其根据是“仁宗显然早已接到过什么人打的小报告”。接着是一大段批评的话说：“现在有教授做翻案文章，说仁宗命柳永‘且去填词’，是爱惜其文学才华，我怀疑这是阿Q心态使然”。多亏老朋友笔下留情，没有点名批判，但我还是对号入座，揽在自己头上。朋友间的相互质询，本是学术生活中的常规，何况并未恶语相加；但这一提示却引起我做深层思考。对宋仁宗的全面评论，是需要花功夫，费文字去做，即就仁宗对柳永的态度而论，也可以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若从阶级斗争观点来看，可以把仁宗批得一无是处，因为他是皇帝，是统治阶级，尽干坏事，所以只要“一望”，就可知他“对柳永的轻蔑态度”；如果从二分法来看的话，仁宗在宋朝还属于好皇帝一边，也许有对柳永怜才的一面，所以我给他一个“知人善任，尽其所能”的评语。也不能算过分。我以为这是对历史人物的不同看法，似乎不牵涉“阿Q心态”的问题，说出来和老朋友探讨。

由此，我又做进一层思考，我是不是暗藏有一种“阿Q心态”？有的。因为最近我写了一篇短文，题目是《人生幸福何为先》，答案是“人生幸福达为先”。并发挥其意说：“语云：‘达人知命’，唯有‘达’才能真正认识人生。如视坎坷为人生必经之路，视一时辉煌，为过眼烟云，视未被启用为淡泊明志，视欢乐为一时兴至，视离合为宴席的聚散，视家无余财为君子固穷，视家人父子若友朋相聚，视挨整受压为心无愧怍……此皆为达人知命之念，虽有阿Q之嫌，终有幸福之乐。”我在这里已自我怀疑有阿Q之嫌，那足以证实我的朋友确实独具慧眼，看透了我那种暗藏的“阿Q心态”，我应该感谢这位老朋友的启示。

但是我仍然划不清“阿Q心态”与通达之间的区别。请教了几位专研鲁迅的学者：什么是“阿Q心态”？虽难有确切的界说，但都给了我不少启示。思索良久，两者还是有所不同。“阿Q心态”是一种卑怯心态，是明明失败，偏要自诩为精神胜利的虚骄心态，是一种虚空的自我满足和无根的妄想，是用以逃避现实而沉醉于梦幻；通达的观念则是识透世情的个人解脱，把一些萦绕心思的诸般事务付之于淡然，以力求超脱世俗，追求宁静致远的境界。这种想当然的区分，可能引起方家的讪笑，但也许从而得到高明的指教，让我明白明白到底我有没有“阿Q心态”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