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 一面

阿累

1932年秋天，我在上海英商汽车公司当卖票的。

一天中午，我赶到虹口公园去接班，天空正飞着牛毛细雨，六路车早班的最后一趟还没回来，还要等半个钟头的样子。心里想：到内山书店去吧，在那里躲一会儿雨，顺便歇歇也好。因为接连一个礼拜的夜班，每天都要在车上摇晃十一个钟头，我已经困软得像一团棉花了。

店里空荡荡没有一个顾客，只有店后面长台子旁边有两个人用日本话在谈笑。他们说得很快，听不清说些什么。有时忽然一阵大笑，像孩子一样的天真。那笑声里，仿佛带着一点“非日本”的什么东西。我向里面望了一下——阴天，暗得很，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个瘦瘦的、五十上下的中国人，穿一件牙黄的长衫，嘴里咬着一枝烟嘴，跟着那火光的一亮一亮，腾起一阵一阵烟雾。

我把帆布袋、夹剪、票板放在一个角落的地板上，开始翻看南面一排社会科学杂书。翻了一会，觉得没有什么合意的，就踱到北面。

门外，细雨烟似地被秋风扭着卷着，不分方向地乱飞。店里冷得像地窖一样，冷气从裤管里向上钻。忽然，我看见架上横排着一列中文的《毁灭》。《毁灭》？我记得一本什么杂志上介绍过，说是一本好书。看一下那书脊，赫然印着“鲁迅译”三个字，我便像得到了保证似的，立刻从书架上抽下一本。

我先看那后记（我读鲁迅先生的书，一向是这么读法），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开了：书没有切边。一个矮小而结实的日本中年人——内山老板定了过来。

“先生，这本书多少钱？”对于同情中国的内山老板，我总是带着敬爱和感谢叫“先生”的，虽然并没有什么根据。

他殷勤地点头，接过书翻了翻底页：

“一块四。”

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。像我，穿着一身黄卡叽布的工人制服，嵌着“ConductorXX”蓝磁牌的制帽戴在后脑勺上，平素看惯了西装同胞的嘴脸，现在忽然受着这样的优遇，简直有点窘了起来。

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，鞠了一个“半躬”，摸摸里衫上的袋——袋里只剩一块多钱，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。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。我红了脸说：

“贵了。”

他没有注意到我的窘相，扬着眉毛，一半正经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的，用他那肥厚的手拿在书上拍一拍，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地捻那张发绿色厚布纹纸的封面：

“哪里贵？你看这纸……”

厚实的纸张，清晰的字迹，相当厚的一大本书，拿在手里，有一种怪舒服的感觉。

“你买一本吧，这书是很好的。”

我真踌躇起来了；饭是不能不吃的，然而书也太好了，买一本放在床头，交班回来，带着那种软绵绵的疲倦躺着看这么几十页，该多好！我摩挲着那本书，舍不得丢开，不说买，也不说不买。

内山老板大概看出点什么苗头，就笑着回头对里面说了一句日本话，原先和内山说话的那个老人咬着烟嘴走了出来。

他的面孔黄里带白，瘦得教人担心，好像大病新愈的人，但是精神很好，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。头发约莫一寸长，显然好久没剪了，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。胡须很打眼，好像浓墨写的隶体“一”字。

“你要买这本书？”他看了我一眼。那种正直而慈祥的眼光，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亲的抚摩——严肃和慈爱交织着的抚摩似的。

“是的。”我低低地说。

他从架上板下一本书来，版式纸张和《毁灭》一楼一样，只是厚一点点，封面上印着两个八分体的字：《铁流》。

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递给我，小袖管紧包在腕子上：

“你买这本书吧——这本比那一本好。”

他是谁？对我这样一个平日被人轻视的工人下那样诚恳的劝告？我一进门的时候本来就有点疑惑，现在更加疑惑了；虽然猜不出是谁，但自己断定；一定是一个不平常的人。

我一翻那定价：一元八角！

“先生，我买不起，我的钱不够……”我的话低得连自己都听不见了，我不知道怎样才好。

我低了头，头脑里轰隆轰隆的。我不敢看他的脸。我只听见一个声音在问我：

“一块钱你有没有？一块钱！”

“有！”我抬起头，顿时恢复了勇气。

“我卖给你，两本，一块钱。”

什么？我很惊异地望着他：黄里带白的脸，瘦得教人担心；头上直竖着寸把长的头发；牙黄羽纱的长衫；隶体“一”字似的胡须；左手里捏着一枝黄色烟嘴，安烟的一头已经熏黑了。这时，我忽然记起哪本杂志上的一段访问记——

“哦！您，您就是——”我结结巴巴的，欢喜得快要跳起来了。一定是他！不会错，一定是他！那个名字在我的心里乱蹦，我向四周望了一望，可没有蹦出来。

他微笑，默认地点了点头，好像我心里想着要说的，他已经统统知道了一样。这一来不会错了，正是他！站在前进行列最前面的我们的同志，朋友，父亲和师傅！憎恶黑暗有如憎恶魔鬼，把一生的时光完全交给了我们，越老越顽强的战士！我又仔细地看他的脸——瘦！我们这位战士的健康，差不多已完全给没有休息的艰苦工作毁坏了。他带着奖励似的微笑，指着《铁流》对我说明：

“这书本来可以不要钱的，但是是曹先生的书，现在只收你一块钱本钱；我那一本，是送你的。”

我费力地从里衫的袋里（公司为防止我们“揩油”，衣衫上一只袋都没有缝）掏出那块带着体温的银元，放到他的手里——他的手多瘦啊！我鼻子里陡然一阵酸，像要哭出来。我恭敬地鞠了一躬，把书塞进帆布袋，背起便走出书店的门。

这事到现在已经隔了四年。在这四年里，我历尽艰苦，受尽非人的虐待，我咬紧了牙，哼都不哼一声。就是在我被人随意辱骂、踢打……的时候，我总是昂着头。我对自己说：

“鲁迅先生是同我们一起的！”

这样我就更加坚强起来。

现在，先生是死了！我们不愿恣情地悲痛，这还不是我们恣情悲痛的时候；我们也不愿计算我们的损失，这是难于计算的。前面是一条路，先生没有走完就倒下了，我们只有踏着他的血的足印，继续前进。

在前进中，我不能自已，写下了上面的话。

1936年10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