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与祖国共成长”主题征文：咱家的60年

60年，光辉岁月弹指挥间；60年，中华大地沧桑巨变。XX年，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她60岁的生日。60年，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我们的城市旧貌换新颜，我们的小家也在不断地涌现出新的风景……

大伯来信是小时候最高兴的事，因为只要大伯来信，餐桌上总会有惊喜。也是从大伯的信上，我第一次有了地理概念，我生长的这个地方叫“绍兴南门外李家溇”。古时城市四面有门，晨启晚闭，沿袭下来的“南门外”就意味着我们家是住在乡下了。

故事就从我的爷爷开始。关于爷爷的爷爷们的故事，已经不得而知，也没有家谱可以考证，或许我们朱家曾经也大富大贵过，后又逃不出“富不过三”的魔圈，家道中落，但那已随历史的烟云消散了，我只知道我们家在爷爷这辈，日子还是比较艰苦的。

按爷爷的说法，他出身在“旧社会”，深受“三座大山”的压迫，从“日本鬼子”手里捡得一条小命，才活到今天。但日子再艰苦，生活还得继续。“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”，这是千年不变的古训。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，爷爷结婚了，也算是“小家”“大家”共欢庆了。

结婚那年，爷爷21岁，奶奶18岁。奶奶是被花桥抬进爷爷家的，这要是在现如今，肯定是哪对青年人的创意婚礼。婚前，奶奶跟爷爷就见过一面，基本还算是包办婚姻，时髦点叫“先结婚后谈的恋爱”。婚礼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，为了装个门面，爷爷还是从堂兄那里借了一床绣花棉被和一张棕棚床，第二天就还上了。

随着“土改”的展开，爷爷也分得了一份土地，翻身农奴高唱欢歌。婚后，爷爷奶奶接连生育了4个儿子，高兴的同时，也是一笔巨大的负担，地里那点收成难以满足一大家子的需要。为此，等大伯9岁的时候，爷爷无奈之下，把他送到杭州去当学徒了。学徒就是替师傅干活，师傅也是迫于生计，对徒弟相当严格，打骂自然是少不了的，但负责给学徒吃饱（不至于饿死的那种）。大伯还算聪明，学了点本事，进了工厂，自己省吃俭用，尽往家里寄全国通用粮票，家里的负担减轻了不少。

父亲排行老四，那时穿衣服流行这样一句话，“新阿大，旧阿二，破阿三”，父亲估计是“补阿四”，但是年纪小也有小的好处，哥哥们可以干活了，当弟弟的自然轻松了许多，父亲也因此成了家里第一个“文化人”，在当时集体公社办的小学里上了几年学。从此，家里唯一的典籍“黄历”便不再仅仅只是摆设。

因为住房实在紧张，父亲的婚姻大事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。爷爷奶奶眼瞅着我父亲快奔三了，心急如焚，只好叫二伯另立门户去了，给我父亲腾出了“婚房”。

父亲母亲的恋爱过程比爷爷奶奶的复杂得多。因为父亲在当时算是大龄青年，且家境相当一般，所以要找个好姑娘相当困难。而我外婆家有四个女儿，个个都是花，就舅舅一根“独苗”，且年龄尚小，未能承担起地里的重活，父亲抓住了机会，主动为外婆家帮忙，博得了丈母娘的欢喜之后，离成功就差一步之遥了。

那一步就是当时准新娘最期盼的“三转一响”，即手表、自行车、缝纫机和收音机。母亲没有要全，只希望能“办到”手表和自行车即可，那可真是“办”的，改革开放刚刚起步，物质还是相当匮乏，买东西都得凭票，手表这类的“大件”更是一票难求。爷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替我父亲办妥了终身大事。于是才有了我。

父母在生下我不久，就去了一个当时不知道在哪的地方打工，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叫“广东”，如此算来，我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“留守儿童”。打工的艰辛只有父母自己知道，我依稀记得的只是父母每年过年回家带来的糖果。凭借在外打工赚的钱，父母盖起了两间两层的楼房，虽然没有任何的装潢，但那时看来绝对够豪华。

之后，父母就再也没有外出打工了，因为绍兴类似广东的工厂也渐渐多了起来。母亲进了村办袜厂，父亲进了村办型钢厂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，工厂效益不好，父母下岗了。但凭借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，父母“下海”了，开起了小商品店，收益比之前的工资翻几番，成了村里较早的“十万元户”。

作为家里的独生子，作为80后，我没有品尝过父辈们为生计操劳的艰辛。关于小时候的记忆最多的就是玩耍和学习。“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”、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这些标语曾刷满村子里最醒目的位置，也刷在我幼小的心里。我也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，努力学习，考上了大学，成为了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，爷爷奶奶自然是笑得合不拢嘴，在他们看来，这是光耀门楣的喜事。